水平竞争力——“东高西低”梯度格局延续
虽然外贸格局和世界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但外贸大市参与国际贸易的主导特征仍然显著。图 / 俞波
水平分项竞争力:
衡量城市外贸水平不等同于单纯的规模比拼,需要从企业平均实力、相对发展速度、进出平衡度、经济外向度等多维度多角度进行综合评价。
2019年中国城市外贸水平竞争力30强
注:不含港、澳、台单独关税区
2019年水平分项竞争力30强榜单有9座新面孔登场,较上年增加3座,榜单稳定性趋弱。同时入围水平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30强的城市数量由上年的19座增至21座,榜单联动效果有所增强。其中,外贸规模前15座城市全部入围水平竞争力30强,强大的综合实力在拉动明星城市外贸规模独占鳌头的同时,也是其水平竞争力居前的根本保证,且明显呈现出“愈大愈强”特征。2017—2019年连续3年入围的城市共20座,绝大多数为东部沿海外贸大城。中小城市大多依靠个别指标爆发式提升登榜。此外,“偏科”式的登榜方式只能使中小城市在30强榜单中后部徘徊,不仅进出榜单频繁且跳跃性强。2018年新晋水平竞争力30强的6座城市中,除重庆外,其余均无缘2019年榜单。
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东部沿海地区牢牢占据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高地,在外贸体量、质量、资源吸引力与利用率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外贸依存度”“人均进出口额”等指标上表现优异。然而,随着传统驱动要素动能减弱,以及内陆区域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后发优势逐渐显现,东部沿海地区在综合竞争力上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小。特别是近年来国际贸易环境出现的新变化新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外贸规模扩张,并倒逼传统外贸大城加速推进自身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2019年,东部沿海地区合计包揽水平竞争力30强城市中的17个席位,与上年持平。其中,由上海领衔的长三角整体实力最为强劲。内陆地区虽在榜单上处于弱势,但仍保持了13座的入围份额,且郑州、成都、重庆、西安等内陆重镇对区域外贸的支撑和辐射力度逐渐加强,与传统外贸发达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在榜单上已具有稳定的一席之地。
以实力打榜
◎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外贸总值与同期全国外贸总额的比重,描述该城市在全国外贸中所处的贡献程度。
自2015年以来,“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30强榜单已连续4年没有新面孔登场,我国外贸“精英俱乐部”成员总体保持稳定。在全国外贸稳定增长的背景下,2019年入围城市平均外贸规模达到8084.3亿元,较上年提升1.6%;入围门槛2330.8亿元,提升8.6%。东部沿海地区在我国外贸大版图上的集团优势仍然显著,30强榜单中合计包揽24个席位。内陆上榜城市在上榜数量和规模上均处于劣势,上榜的6座内陆城市中排位最高的四川成都位居榜单第12位。
入围2019年“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 30强榜单城市外贸增速继续呈现“东慢西快”格局,在9座外贸同比下滑的上榜城市中,东部沿海地区占据7座,其中广东珠海、惠州降幅超两位数,而内陆地区的四川成都和湖北武汉同比增幅高居前2位。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外贸增速相对放缓已成常态,2019年珠三角外贸同比下降0.2%,长三角增长1.9%,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新旧驱动方式转换和贸易结构调整逐步加深,以加工贸易为载体的传统外贸发展动能在东部沿海地区持续走弱,2019年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海西等地区加工贸易全面下滑,在区域外贸结构中占比持续下降,最高的珠三角也仅占32.2%。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直接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能力迅速加强,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一般贸易增速显著快于加工贸易。内陆地区则凭借后发优势加速承接制造业产能转移,加工贸易对地区外贸拉动力明显趋强,部分地区逐步形成了以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加工装配为龙头,辅以零配件、物流、封装测试等配套行业形成产业集群的外贸发展模式。如四川成都2019年外贸总值增长16.9%,在入围“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30强城市中增速第一,其加工贸易增长22.6%,占成都外贸总值的68.8%,成为拉动地区外贸增长的主要力量。
◎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一段时间内某城市进出口总额与同期进出口企业数量的比值,用以描述该地区企业进出口实力水平。
内陆中小城市榜单表现活跃,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支撑作用凸显。2019年“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 30强榜单共4城新晋入围,榜单更迭率与上年持平,上榜城市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入围门槛1.2亿元,较2018年下降7.8%。外贸中小规模城市活跃榜单,入围“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30强城市中有17座外贸总额不足300亿元,其中7座不足百亿元,而“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榜单30强的外贸大城中仅有北京、重庆和四川成都上榜。
龙头企业和特色行业对中小城市外贸及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显著。如有“油城”之称的黑龙江大庆,不仅是我国第一大油田所在地,也是我国最大的石油石化基地,石化行业在地区经济结构中起着“顶梁柱”作用,虽外贸企业不足百家,但原油的大量进口拉动2019年大庆的企业平均进出口额达到10.8亿元,高居“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榜单首位。类似的内陆资源型城市还有甘肃金昌、白银、四川攀枝花等上榜。海南三亚则着力打造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打出旅游天堂及离岛免税名片,大量进口美容化妆品、箱包等消费品,占据榜单第3位。反观东部沿海地区,充分发育的外贸市场孕育了大量企业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2019年全国外贸企业超万家的城市共12座,全部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庞大的企业数量基数拉低了平均规模指标。中小城市入围活跃拉动内陆板块在榜单上表现抢眼。
◎人均进出口额:一段时间内某城市进出口总额与同期该城市人口比值,用以描述该城市进出口水平。
“人均进出口额”榜单相对稳定,2019年仅1城更迭,新疆博尔塔拉替换广东江门入围;入围门槛达到人均4.44万元,比上年提升19.5%。庞大的外贸体量仍然是“人均进出进口额”指标提升的主要推力,“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 30强中有24座城市顺利入围“人均进出口额”榜单前排。较小的人口基数则是外贸中小城市登陆榜单的“捷径”,榜单30强城市中有10座城市人口数量排位全部参评城市200位之外。
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东部沿海地区席卷榜单中的26个席位,对榜单的垄断地位依旧牢不可破。其中,长三角上年入围的11座城市再次悉数登榜,集团优势继续领跑全国。内陆地区表现相对逊色,合计仅6座城市入围,且大多在榜单中后部徘徊。除受限于外贸规模偏低这一主要劣势之外,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中心城市对区域周边地区人才和资源的虹吸效应强,导致人口集中度相对东部地区显著偏高,进而拉低了平均规模指标。
水平竞争力30强地区分布
单位:座
◎外贸依存度:一段时间内某城市进出口额与同期该城市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描述当地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和参与国际分工程度。
2019年“外贸依存度”榜单整体格局依旧保持稳定,仅有2座新面孔登场。受外部需求不振、贸易摩擦频发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2019年我国外贸同比增速降至3年来最低,外贸增速跑输GDP增速,也使得2019年全国外贸依存度由2018年的33.9%下滑至31.8%。其中,“外贸依存度”30强上榜城市外贸依存度平均值为78%,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较上年下滑1.9个百分点,9座城市外贸依存度破百。21座城市同时入围“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和“外贸依存度”30强榜单,国际贸易对高度开放型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依旧举足轻重。
相比之下,外贸中小城市参与国际分工能力较弱,外贸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不足,在榜单上处于相对劣势,仅有个别亮点城市依靠自身特色优势上榜。如中亚天然气管道输运能力增强使得新疆博尔塔拉2019年天然气进口额超百亿元,同比增长5.7倍,一举拉动博尔塔拉外贸依存度由上年的28.9%跃升至64.9%,位次跃升32位;广西崇左、防城港则依靠毗邻越南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与越南经贸往来,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对越贸易最活跃和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区域之一,2019年两市对越南进出口占各自整体贸易额的57.9%和41.6%,外贸依存度指标排位分别提升1位、3位达到第1位、第6位。
◎变差优势: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对外出口增速与同期全国出口增速之间的横向比较,用以衡量当地外贸出口的后续动力。
2019年“变差优势”30强榜单有6城连续两年上榜,榜单稳定性虽较上年有所增强,但波动仍然显著。登榜城市出口增速门槛达到45.9%,较上年提升3.1个百分点,且有7座城市出口翻倍。凭借基数小的特性和较强的爆发力,中小城市更易在“变差优势”榜单有所建树,30强城中位居“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百位之外的有26座,且进步超200位的高达13座。但是,综合实力不济使得出口增速爆发力难以为继,后劲不足造成榜单入围城市进出频繁,跳跃性居高不下。除更迭率高达80%以外,退榜城市大多退步显著,14座上年登榜城市此次落于200位之外,其中13座出口增幅由正转负。中小城市跳跃性的上榜方式使得“变差优势”指标历来青睐内陆地区,江苏徐州落榜使得2019年东部沿海地区在该指标上“全军覆没”,内陆地区实现“大满贯”。
◎外贸平衡度: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外贸进、出口额平衡关系比值,用以衡量贸易平衡能力,贸易顺差、逆差过大都会给本地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2019年“外贸平衡度”30强榜单中有14座城市连续两年上榜,更迭数量比上年增加2座。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东部沿海地区经过长期市场资源的调整与配置,基本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参与国际市场分工模式,尤其是外贸体量大的城市,外贸平衡水平长期保持在较为稳固的状态,延续着在该项指标上的弱势表现,难以获得显著改观。2019年“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30强城市中仅有广东广州和陕西西安能够入围“外贸平衡度”30强,其余城市大多排位靠后,其中100位以外的有12座,浙江金华和绍兴更是在200位以外。
虽然近年来我国外贸格局与世界经济大环境均发生了一定变化,但外贸大城参与国际贸易的主导特征仍然显著,如北京仍然因大量进口资源性产品出现1.83万亿元的巨额贸易逆差,只能在“外贸平衡度”榜单上位列第181位;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则因大量出口而处于贸易顺差地位。反观部分中小城市,由于外贸发展起步较晚,发展模式仍在探索,显著的导向性特征尚不明显,贸易结构更易趋于平衡。从上榜区域分布来看,中小城市集中上榜使得内陆地区合计揽入22个席位,比上年增加2席,优势依旧明显。
来源:中国海关杂志
相关阅读:
2019年中国外贸百强城市
2019年中国城市外贸结构竞争力30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