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城市外贸结构竞争力30强

关务小二

结构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的关联度不断增强

强大的综合实力是拉动城市外贸发展的根本保证。图 / 视觉中国

结构竞争力

衡量城市的外贸发展水平，除了出口规模，出口结构是否合理也至关重要。结构分项竞争力从高度化（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高低）和多元化（出口产品和市场的分布均衡性）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2019年中国城市外贸结构竞争力30强
注：不含港、澳、台单独关税区

2019年，国家多次聚焦稳外贸稳外资工作，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贸易融资、信用保险等政策，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营商环境继续改善，区域发展更趋协调。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不断发展，新兴市场出口占比不断提升，而中美经贸摩擦导致对美贸易大幅下滑，二者叠加推动我国贸易伙伴更加多元化，出口市场更趋均衡。外贸大城市凭借更为敏锐的嗅觉，在出口市场结构调整中取得领先优势。2019年，38座“身价”千亿元以上的大城市中，有34座出口市场等价数目得到提升，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共有16座城市跻身结构竞争力30强榜单，其中15座城市完成蝉联，上海取代山东潍坊上榜。随着外贸大城市不断涌入榜单，2019年有15座城市同时入围结构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两项榜单30强，较2018年增加2座，再创历史新高。反观中小城市上榜数量依旧稀少，出口值低于百亿元的城市仍然只有2座上榜，与2018年齐平。多元化成为城市提升结构竞争力排位的“关键一招”，6座落榜城市中有5座产品多元化指标排位下滑，新上榜的6座城市中有5座市场、产品多元化指标排位均提升。

既“高”且“全”

◎全产品出口高度化指数：由当地产业特征决定，代表着某城市所有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其变化意味着该城市输出产品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变化。

平均分值再创新高，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城市数量减少。2019年，297座参评城市“全产品出口高度化”指标平均分值再创新高，达63.7，较2018年提升0.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为出口主流的城市数量34座，较2018年减少1座；低附加值产品为出口主流的城市31座，比2018年减少8座；出口产品附加值处于中间档次的城市232座，占所有参评城市总数的78.1%。各区域该指标的平均分值较2018年均有所提升，中部、环渤海、西南、西北地区均创最好成绩。2019年“全产品出口高度化”指标上榜门槛较2018年增加0.4至76.6， 30强仅有4座城市发生更替。作为我国两大主要经济区，长三角、珠三角平均高度化分值遥遥领先。2019年，长三角25座城市中有22座分值较上年有所提升，其中浙江舟山船舶出口增长14.1%，高度化分值提升5.2；随着2018年9月欧盟取消对我国太阳能电池板的双反措施，2019年，江苏盐城太阳能电池出口占比大幅提升5个百分点，分值增加2.3。珠三角排位靠前城市分值涨跌互现，但是排位靠后的城市分值提升明显，与领头羊差距收窄。广东茂名玩具及模型出口倍增，而水海产品出口占比下滑，高度化分值提升4.6；湛江钢材出口增长40.9%，分值提升2.6。

大城市产业特征鲜明，出口结构稳定，指标分值波动小。2019年，38座出口值超过千亿元的大城市，仅广西崇左分值变动幅度超过2分；上海、广东深圳、江苏苏州等以电子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常年占据榜单前排；福建厦门、广东广州、浙江宁波等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并重的城市，排位在50位上下波动；而以石材、陶瓷、服装鞋帽出口为主的福建泉州、农产品出口占比大的山东青岛，排序均在百位开外。

小城市主要出口商品容易发生大幅变动，从而带动指标排位暴涨暴跌。2019年，四川宜宾手机出口增长1.5倍，超越白酒成为最大出口商品，指标分值增长10，排位提升140个位次；广西河池白银出口从无到有，占比达17.9%，与此同时，上年最大出口商品蚕丝下降55.7%，二者合力推动河池指标分值增长17.1，排位提升44个位次。反观宁夏吴忠，2018年出口纺织纱线4亿元，2019年降至不足百万元，冷冻蔬菜和苹果汁取代纺织纱线成为主要出口商品，吴忠高度化分值下降10.5，排位下滑36个位次；四川广元碳电极出口下降43.9%，占比减少25.4个百分点，导致分值下降10.8，排位下滑157个位次。

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为主流的城市正在逐步垄断榜单。东南沿海的上海和江苏苏州、无锡以及广东深圳、东莞、惠州正在逐步向出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转型，中西部省会城市则通过引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转型升级，河南郑州和山西太原的手机、重庆和四川成都的笔记本电脑、陕西西安的半导体、湖北武汉的芯片均能有效地吸引产业链上下游的大量配套企业入驻，从而牢牢占据榜单。中小城市则因地制宜，通过发展体积小、物流运输方便，生产线相对独立，对配套产业链要求较低的商品上榜，如甘肃天水的集成电路、广西北海和贵州遵义的手机零件、山西晋城的摄像机、陕西商洛的太阳能电池、湖南衡阳的音箱等。

传统工业城市由于原有产业对当地经济影响深远，转型困难，指标分值停滞不前，不断被新兴城市超越。四川绵阳2014—2017年连续4年进入指标30强，2019年绵阳高度化分值75.9，虽然比2014年高出1.4，但排位第33连续两年无缘榜单。此外，以出口钻探设备为主的新疆克拉玛依、轨道交通设备为主的河南洛阳和湖南株洲、汽车零配件为主的河南鹤壁也都纷纷跌落榜单。

注：“高附加值产品”——指标值大于75，表明该城市整体出口产品中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以上加工程度商品出口比重较大；“中间档次产品”——指标值低于75高于50，表明该城市整体出口产品加工程度最多达到传统劳动密集型商品的水平；“低附加值产品”——指标值低于50，表明该城市主要出口经济作物和矿产资源等仅经过简单加工的初级产品。

◎多元化指标（包括市场和产品）：由“等价数目”和“离散度”两个4级指标构成，其中，“等价数目”指某城市出口同等规模的市场和产品数量，“离散度”指出口市场和产品分布形态，只有兼具“多而散”的特征，才能达到均衡合理的状态。

市场等价数目：

出口市场更加广泛，小城市主导榜单。2019年，297座参评城市“出口市场等价数目”（简称“市场数目”）在山东东营的22.39个到广西百色的1.13个之间，平均值为7.62个，较上年增加0.18个，止住了连续6年下滑的趋势，30强上榜门槛由2018年的11.43个升至2019年的11.81个。出口值超千亿元的大城市仅浙江金华、绍兴上榜，14座城市出口值低于百亿元，规模最小的山西阳泉出口不足10亿元。

产品等价数目：

大城市引领，长三角居首。2019年，所有参评城市的“出口产品等价数目”（简称“产品数目”）平均值为34.9个，比2018年增加2.6个，从甘肃嘉峪关的1.1个到浙江宁波的231.1个不等，上榜门槛由2018年的77.5个升至2019年的83.1个。与市场数目指标相反，产品数目榜单大城市云集，14座出口值超千亿元的城市入围并包揽榜单前6位，出口值低于百亿元的城市仅有3座上榜。

离散度：

离散度与等价数目指标排位高度正相关，逾8成参评城市的两者排位差距均保持在10个位次之内。部分小城市虽然出口市场、产品较少，等价数目低，但是出口分布相对均匀，离散度指标排位远高于等价数目。

结构竞争力30强地区分布
单位：座

中美经贸摩擦导致部分城市对美出口受阻，加大新市场开拓力度，对美出口占比下滑使得所在城市出口市场分布更加均衡，市场数目明显增加，多元化水平提升。2019年，辽宁朝阳、湖北鄂州对美出口分别下降61%、39.6%，比重下滑12.2个、9.8个百分点，上述二者市场数目分别增加5.9个、5个，双双进入指标30强。此外，贵州铜仁、广西河池、四川乐山对美出口降幅均超过40%，带动市场数目增加3个以上，排位提升均超过80个位次。受制于地理条件，内陆边境城市出口市场基本瞄准接壤邻国，如：广西百色对越南出口占92.9%，西藏拉萨对尼泊尔出口占80.5%，云南临沧对缅甸出口占71.9%，新疆博尔塔拉、伊犁对哈萨克斯坦出口占70.5%、57.7%，黑龙江牡丹江、内蒙古呼伦贝尔对俄罗斯出口占69.5%、56.5%，上述城市市场数目均不超过3个。

龙头企业类型决定产品数目多寡。以贸易型企业为主导的城市，出口品种繁多，产品数目高。湖南张家界2019年出口前3大企业均为贸易型企业，合计占出口比重达76.7%，3家企业共出口1168种商品，最大商品占出口比重仅为2.5%，该市产品数目达到122.3个，排在第9位；广西贺州2019年出口前5大企业也均为贸易型企业，合计占出口比重62.8%，5家企业共出口1579种商品，最大商品占出口比重仅为2.1%，贺州产品等价数目达到80.9个，排第33位。此外，浙江杭州、金华和广东广州均有大量以出口小商品为主的贸易公司，3座城市常年占据产品数目指标30强。以制造型企业为主导的城市，通常专注于出口一种或几种拳头产品，产品数目难以有效提升。2019年，富士康集团旗下的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手机出口值占郑州的79.7%，河南郑州产品数目仅为1.5个；商洛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太阳能电池出口值占商洛的73.1%，陕西商洛产品数目1.8个；攀枝花东方钛业有限公司的钛白粉和鞍钢国贸攀枝花有限公司的钢轨分别占攀枝花出口值的37.6%、30.4%，四川攀枝花产品数目2.7个；上述3座城市排位均倒数前10位。

来源：中国海关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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