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城市外贸水平竞争力30强

衡量城市外贸水平不等同于单纯的规模比拼，需要从企业平均实力、相对发展速度、进出平衡度、经济外向度等多维度多角度进行综合评价。

2019年水平分项竞争力30强榜单有9座新面孔登场，较上年增加3座，榜单稳定性趋弱。同时入围水平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30强的城市数量由上年的19座增至21座，榜单联动效果有所增强。其中，外贸规模前15座城市全部入围水平竞争力30强，强大的综合实力在拉动明星城市外贸规模独占鳌头的同时，也是其水平竞争力居前的根本保证，且明显呈现出“愈大愈强”特征。2017—2019年连续3年入围的城市共20座，绝大多数为东部沿海外贸大城。中小城市大多依靠个别指标爆发式提升登榜。此外，“偏科”式的登榜方式只能使中小城市在30强榜单中后部徘徊，不仅进出榜单频繁且跳跃性强。2018年新晋水平竞争力30强的6座城市中，除重庆外，其余均无缘2019年榜单。

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东部沿海地区牢牢占据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高地，在外贸体量、质量、资源吸引力与利用率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外贸依存度”“人均进出口额”等指标上表现优异。然而，随着传统驱动要素动能减弱，以及内陆区域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后发优势逐渐显现，东部沿海地区在综合竞争力上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小。特别是近年来国际贸易环境出现的新变化新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外贸规模扩张，并倒逼传统外贸大城加速推进自身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2019年，东部沿海地区合计包揽水平竞争力30强城市中的17个席位，与上年持平。其中，由上海领衔的长三角整体实力最为强劲。内陆地区虽在榜单上处于弱势，但仍保持了13座的入围份额，且郑州、成都、重庆、西安等内陆重镇对区域外贸的支撑和辐射力度逐渐加强，与传统外贸发达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在榜单上已具有稳定的一席之地。

自2015年以来，“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30强榜单已连续4年没有新面孔登场，我国外贸“精英俱乐部”成员总体保持稳定。在全国外贸稳定增长的背景下，2019年入围城市平均外贸规模达到8084.3亿元，较上年提升1.6%；入围门槛2330.8亿元，提升8.6%。东部沿海地区在我国外贸大版图上的集团优势仍然显著，30强榜单中合计包揽24个席位。内陆上榜城市在上榜数量和规模上均处于劣势，上榜的6座内陆城市中排位最高的四川成都位居榜单第12位。

入围2019年“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 30强榜单城市外贸增速继续呈现“东慢西快”格局，在9座外贸同比下滑的上榜城市中，东部沿海地区占据7座，其中广东珠海、惠州降幅超两位数，而内陆地区的四川成都和湖北武汉同比增幅高居前2位。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外贸增速相对放缓已成常态，2019年珠三角外贸同比下降0.2%，长三角增长1.9%，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新旧驱动方式转换和贸易结构调整逐步加深，以加工贸易为载体的传统外贸发展动能在东部沿海地区持续走弱，2019年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海西等地区加工贸易全面下滑，在区域外贸结构中占比持续下降，最高的珠三角也仅占32.2%。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直接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能力迅速加强，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一般贸易增速显著快于加工贸易。内陆地区则凭借后发优势加速承接制造业产能转移，加工贸易对地区外贸拉动力明显趋强，部分地区逐步形成了以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加工装配为龙头，辅以零配件、物流、封装测试等配套行业形成产业集群的外贸发展模式。如四川成都2019年外贸总值增长16.9%，在入围“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30强城市中增速第一，其加工贸易增长22.6%，占成都外贸总值的68.8%，成为拉动地区外贸增长的主要力量。

内陆中小城市榜单表现活跃，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支撑作用凸显。2019年“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 30强榜单共4城新晋入围，榜单更迭率与上年持平，上榜城市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入围门槛1.2亿元，较2018年下降7.8%。外贸中小规模城市活跃榜单，入围“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30强城市中有17座外贸总额不足300亿元，其中7座不足百亿元，而“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榜单30强的外贸大城中仅有北京、重庆和四川成都上榜。

龙头企业和特色行业对中小城市外贸及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显著。如有“油城”之称的黑龙江大庆，不仅是我国第一大油田所在地，也是我国最大的石油石化基地，石化行业在地区经济结构中起着“顶梁柱”作用，虽外贸企业不足百家，但原油的大量进口拉动2019年大庆的企业平均进出口额达到10.8亿元，高居“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榜单首位。类似的内陆资源型城市还有甘肃金昌、白银、四川攀枝花等上榜。海南三亚则着力打造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打出旅游天堂及离岛免税名片，大量进口美容化妆品、箱包等消费品，占据榜单第3位。反观东部沿海地区，充分发育的外贸市场孕育了大量企业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2019年全国外贸企业超万家的城市共12座，全部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庞大的企业数量基数拉低了平均规模指标。中小城市入围活跃拉动内陆板块在榜单上表现抢眼。

“人均进出口额”榜单相对稳定，2019年仅1城更迭，新疆博尔塔拉替换广东江门入围；入围门槛达到人均4.44万元，比上年提升19.5%。庞大的外贸体量仍然是“人均进出进口额”指标提升的主要推力，“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 30强中有24座城市顺利入围“人均进出口额”榜单前排。较小的人口基数则是外贸中小城市登陆榜单的“捷径”，榜单30强城市中有10座城市人口数量排位全部参评城市200位之外。

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东部沿海地区席卷榜单中的26个席位，对榜单的垄断地位依旧牢不可破。其中，长三角上年入围的11座城市再次悉数登榜，集团优势继续领跑全国。内陆地区表现相对逊色，合计仅6座城市入围，且大多在榜单中后部徘徊。除受限于外贸规模偏低这一主要劣势之外，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中心城市对区域周边地区人才和资源的虹吸效应强，导致人口集中度相对东部地区显著偏高，进而拉低了平均规模指标。

2019年“外贸依存度”榜单整体格局依旧保持稳定，仅有2座新面孔登场。受外部需求不振、贸易摩擦频发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2019年我国外贸同比增速降至3年来最低，外贸增速跑输GDP增速，也使得2019年全国外贸依存度由2018年的33.9%下滑至31.8%。其中，“外贸依存度”30强上榜城市外贸依存度平均值为78%，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较上年下滑1.9个百分点，9座城市外贸依存度破百。21座城市同时入围“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和“外贸依存度”30强榜单，国际贸易对高度开放型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依旧举足轻重。

相比之下，外贸中小城市参与国际分工能力较弱，外贸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不足，在榜单上处于相对劣势，仅有个别亮点城市依靠自身特色优势上榜。如中亚天然气管道输运能力增强使得新疆博尔塔拉2019年天然气进口额超百亿元，同比增长5.7倍，一举拉动博尔塔拉外贸依存度由上年的28.9%跃升至64.9%，位次跃升32位；广西崇左、防城港则依靠毗邻越南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与越南经贸往来，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对越贸易最活跃和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区域之一，2019年两市对越南进出口占各自整体贸易额的57.9%和41.6%，外贸依存度指标排位分别提升1位、3位达到第1位、第6位。

2019年“变差优势”30强榜单有6城连续两年上榜，榜单稳定性虽较上年有所增强，但波动仍然显著。登榜城市出口增速门槛达到45.9%，较上年提升3.1个百分点，且有7座城市出口翻倍。凭借基数小的特性和较强的爆发力，中小城市更易在“变差优势”榜单有所建树，30强城中位居“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百位之外的有26座，且进步超200位的高达13座。但是，综合实力不济使得出口增速爆发力难以为继，后劲不足造成榜单入围城市进出频繁，跳跃性居高不下。除更迭率高达80%以外，退榜城市大多退步显著，14座上年登榜城市此次落于200位之外，其中13座出口增幅由正转负。中小城市跳跃性的上榜方式使得“变差优势”指标历来青睐内陆地区，江苏徐州落榜使得2019年东部沿海地区在该指标上“全军覆没”，内陆地区实现“大满贯”。

2019年“外贸平衡度”30强榜单中有14座城市连续两年上榜，更迭数量比上年增加2座。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东部沿海地区经过长期市场资源的调整与配置，基本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参与国际市场分工模式，尤其是外贸体量大的城市，外贸平衡水平长期保持在较为稳固的状态，延续着在该项指标上的弱势表现，难以获得显著改观。2019年“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30强城市中仅有广东广州和陕西西安能够入围“外贸平衡度”30强，其余城市大多排位靠后，其中100位以外的有12座，浙江金华和绍兴更是在200位以外。

虽然近年来我国外贸格局与世界经济大环境均发生了一定变化，但外贸大城参与国际贸易的主导特征仍然显著，如北京仍然因大量进口资源性产品出现1.83万亿元的巨额贸易逆差，只能在“外贸平衡度”榜单上位列第181位；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则因大量出口而处于贸易顺差地位。反观部分中小城市，由于外贸发展起步较晚，发展模式仍在探索，显著的导向性特征尚不明显，贸易结构更易趋于平衡。从上榜区域分布来看，中小城市集中上榜使得内陆地区合计揽入22个席位，比上年增加2席，优势依旧明显。